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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中国新城建设的内涵剖析:一个理性的视角

  •  发布时间: 2018-01-31  点击次数: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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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升军

    编者按 新城建设在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中国的新城建设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理性反思。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新城建设理论及实践的总结与对比,提出适合于目前国情的新城建设内涵,并以此为中心对新城建设的总体思路进行分析,旨在为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新城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一、新城建设现状分析

     

    新城建设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现阶段,中国已驶入新城建设的快车道,新城或新区字眼频繁地出现在许多大中城市的规划当中,而且往往不止一座。新城建设的速度越来越快,三五年建一座新城司空见惯。而美国里斯顿(60年代开始的第二代新城运动的代表)先后历时约42年才逐步成长为一座宜居、宜业的新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关键性因素有两个,分别是中国的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鉴于中国已经并且即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的位置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一个新世纪的大事件。

     

    与此同时,新城建设存在的问题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首先是“城”的问题,新城建设普遍规格“豪华”,大马路、大立交、大广场、大公园基本上成为“标配”。这需要数量庞大的资金作支撑,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新城“烂尾”难以避免。其次是“市”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本地化”,愿意来新城居住、消费以及就业,那么新城直接沦为“空城”。这只是“新城之觞”的外在表象,其中既有发达国家新城建设曾经的“身影”,也有许多本土化的新问题,其内在的深层次机理值得理性反思。

     

    二、发达国家新城建设综述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基本都已经走过了城市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世界城市化的重心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如今已进入“成熟期(age of maturity)”,大多面临着社区老化和功能失落的困境,纷纷进入了中心城区更新与复兴的历史阶段。克拉森(Klaassen)等以人口在城市中心区和外围地区的变化状况为主要衡量指标,提出了反映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过程的城市发展阶段模式,将城市发展看成是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城市化这样的循环过程。

     

    这一演变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城市的生命周期,新老之间的交替。当新城成长壮大后,老城开始出现空城现象,基础设施破旧等问题逐渐显现,人口开始向新城流动,即所谓的逆城市化。经过了新老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替后,发达国家的新城建设开始发生明显转变,更加关注微观需求,一是定位更加明确,通过新城建设实现多中心发展模式,新城的功能比较完善,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独立发展的能力;二是注重人文生态理念。随着对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质疑和环境主义的日益兴起,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新城建设运动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土壤。与此同时,满足居住需求和足够的环境意识成为了城市规划的新焦点。例如,英美等国家在原有新城建设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可持续新社区(new community)的建设实践,旨在对可持续新型城市形态(sustainable urban form)展开深入的探讨。创造一个充满活力,集购物、休闲、办公、市民活动和居住为一体的城镇中心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城建设标准。三是便捷交通体系。TOD模式正在成为全世界新城建设的主导理念之一,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与资源浪费的双重压力之下,同时也是在新城建设的实践反馈压力之下,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城建设的决策转变。四是规模更加偏小。以英国为例,当新城建设引入更多的私人资本之后,其开发规模也相应地减小到“田园城市”最初倡导的规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又重新回归到城市的本质。通过新城与旧城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城市的发展生命轨迹会因新城的诞生而受到干扰,形成折点。新城与旧城之间的力量抗

    图1 城市化循环示意图

     

    衡会随着两者内在吸引力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作用力结果,从而改为城市的发展轨迹,因此,城市的发展轨迹是动态变化的,这更加增加了城市建设的难度。三、国内新城建设研究现状王宏远、樊杰通过研究提出,北京市当前的城市发展阶段并不适合大规模建设新城,新城在发展机遇和生活环境等方面与城区相比都存在着明显差距,难以吸引中心城的居民自发向外迁移,而是容易成为外来人口进入北京的前沿阵地,很可能造成城市建成区的蔓延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同时,孔祥智、陈炎等人研究发现,虽然迁入卫星城的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是这部分人口主要来自新城所在区县和外省市,这一比例高达90%,吸引、分流市区人口的功能远未达到预期目的。蹇彪对新城人口的导入机理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人口导入的适度规模与城市土地面积、生产活动、公共品的提供(水电气、交通、教育等)和外部性问题(噪音、污染、犯罪活动等)密切相关,需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多重的分析和计算,找出新城最优人口规模。比较遗憾的是,从人口角度来探讨新城建设的研究比较少,大多都关注于城市本身,默认人口的迁入是顺其自然之事。

     

    郭研苓、孙斌栋等人认为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是新城建设的关键要素之一,在“缺乏先进的公共交通技术和手段”支撑的基础上来进行城市的“有机疏散”是不现实的。透过松江新城的发展分析,我们验证了制约新城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通。新城的交通成本高,阻挡了一大批有意愿在新城居住或是就业的人口。通过上述研究结论不难发现,中国的新城建设取得了丰硕的业绩,但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绕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大规模新城建设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主观性,没有站在未来运营管理的角度规划新城的内部结构,同时,也没有系统思考建设与运营管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新城建设过大、过快、过急。

    四、新城的理论根源及产生动因新城(New Tow n)建设起源于英国,其理论源自霍华德(E b e ne z erHowa rd)的“田园城市”理念。针对城市摊大饼式单中心扩张产生的城市病,霍华德将目光转向农村,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并提出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迸发出新的生活、新的文明。但大量实践尤其是其本人的尝试都表明,田园城市只是人类的美好愿景,至少到今天还无法顺利实现。如果沿霍氏理论继续深入思考的话,“城”与“乡”的结合并不能简单通过物理叠加来实现,田园城市恰恰忽略了城与乡之间的内在区别,两者在生活方式、产业类型、人口规模、景观、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差异,城乡之间应当是一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共存,如同部落或群体,相互依存,而不是合二为一。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这种区别更加明显。目前,对于新城产生动因的研究还不够透彻,大体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城市驱动,一种是经济驱动。其中,前一种是新城建设的初衷,尤其是大都市解决城市病的惯例,希望能通过新城建设来培育新的中心,形成多核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新城被定义为是早期卫星城不断进化完善的转型,强调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协调与均衡以及城市的相对独立性。新城被定位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心城市,能够服务于其周边地区,并且与老城之间良性互动,对涌入老城的人口起到一定的截流作用。例如,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新城建设都曾经历过这种模式。所谓经济驱动主要是指产业园区类新城建设,例如新加坡廊裕工业园。主要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并逐渐随着人口的积聚而形成城市。目前,这种模式又有了新的形式,即在规划之初就进行产城整合,将产业与城市进行合理规划。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新城建设中最值得担忧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地产驱动型新城建设,单纯以地产开发为先导,事实也证明,作为一种产业或经济发展方式,地产无法承载新城之重,此类新城建设最终只能走土地财政路线,忽视人与城市的根本需求。国内部分失败的新城建设大体可归为这一类。

     

    五、新城的内涵剖析

     

    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巨系统,而且城市的形成周期相对比较漫长,因此,人类对于城市内涵的解读一直是碎片化,缺乏系统、完整的认识。透过城市的定义往往可以发现城市的内涵。但是,由于城市的复杂性,关于城市的定义至今也没有公认的定论。既便如此,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展开过研究,例如,国内学者尤建新曾对此进行过系统介绍,并提出人才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化是由人的需要推动的,是人类生涯发展的选择。城市的内涵和外延因循人类需求的变化和层级的升高而发展演化。城市是有生命的,具有生命的一切特征,如新陈代谢、发展繁衍以及衰老死亡等等。

     

    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沃思曾给出城市的社会学定义:城市是依靠正规控制和职业行为规则所提供约束力来组成的稳定结合体。他在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作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指出,城市之所以为城市,主要是城市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城市性(u rban ism),他主张把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heterogeneity)作为城市的三个主要标志。这种定义说法比较具有综合性,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可以为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城市定义提供关于城市中人们行为选择的依据。

     

    创立都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大师罗伯特·帕克强调,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性的产物。综上,城市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并极其复杂,但是,城市发展的脉络也表现出共性的特征,例如人口、产业与生态等。因此,本文所构建的城市内涵是基于当前特定的历史阶段进行的,如图2所示。


     

     

    城市的构成离不开人口、产业及生态环境三大要素,只不过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三大要素会发生一些变化而已。城市的生命在于与其规模相匹配的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的进驻,不仅仅是规模预测的问题,背后有大量的文化、宗教因素,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结合目前国情及经济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基础设施标准化、公共服务人性化、行政管理规范化、政策法规制度化是塑造三大要素的四大关键条件,而这三大要素、四大关键的前提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新城内涵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克服环境、资源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正处于快速阶段,新城建设几乎与内城改造、内城建设同步进行,三管齐下,如何对它们未来的角色进行合理定位,对城市的内涵进行深刻解读至关重要。六、结束语城市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芒福德说:人们为了生活聚居在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但是,目前的新城建设却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划盲目乐观,二是行政主导大于客观需要,三是重建设轻运营,四是新城发展机制不健全,有致命缺限。五是可持续性差。在批判问题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的认识到,新城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完善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鉴于新城建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更加需要加强对新城建设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系统地思考新城建设,使其更加科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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